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——《同性婚姻法案》在两会上近20年来的遭遇。

2000年开始，社会学家李银河起草《同性婚姻法案》并不断完善：这将成为中国保障人权的有力证明，代表党和政府的先进性;婚姻可以让同性恋者建立和保持长期关系、减少性病传播;可以大幅减少同性恋者进入异性婚姻，避免大量婚姻悲剧;有利于人口控制;同时这也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。

随后几乎每年两会前夕，她都会委托关注此问题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，将这分这份草稿提交上去，却屡屡石沉大海。

2015年底，即将出台的《反家暴法》中纳入了“同居关系”，这令同性伴侣一度看到希望。不久后，全国人大社会法室负责人郭林茂表示：我国还不曾发现同性恋之间的暴力事件，所以同性恋不包括在内。此言一出，引发同性恋群体的反对。

2017年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，3月1日开始实施的《反家暴法》受到热议。这令中国同性恋伴侣再次发出呼声：我们的伴侣关系何时受到法律承认?让《反家暴法》同样能够保护我们的权益?

据专家分析，同性恋群体比异性恋者更容易遭受亲密关系暴力——因为同性关系面临压力与歧视，双方发生冲突的机会更甚于异性夫妻。有些同性恋者的家人甚至采取限制人身自由、肢体暴力和冷暴力等方式，逼迫其断绝与同性伴侣的关系。

残酷现实背后，是多年来我国未能从法律层面确认同性伴侣关系的现状。

按照社会学方法估算，同性恋者占总人口的3%到5%，中国同性恋或超过5000万。其中绝大多数保持着沉默。因为伴侣关系无法获得法律层面的保护，他们面临家暴、财产继承、收养子女等多方面的权利缺失。

2000年《婚姻法》修改前夕，全国人大法工委征集意见的会议上，李银河第一次提出加入“同性婚姻”的条款。媒体称，这是中华文明史上首次出现“同性婚姻”的讨论。相隔16年（该篇文章写于2019年），李银河仍清晰记得，一位中国婚姻学专家的回应。“他们想同居，就让他们同居去——咱们中国干嘛带这个头。”

“有点超前”

幸运的是，两会上渐渐有委员和代表开始关注同性婚姻问题以及背后“沉默的5000万人”。

半年后的2001年两会，一位上海的人大代表接受委托，将《同性婚姻法案》带进了人民大会堂。后来这位代表回复：“我没找到足够复议签字的人。”按照规定，要有30名代表复议签字，才能成为正式议案。

复议人数并非是唯一的门槛。

2002年，一位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政协委员，在提案下署了自己的名字，愿意以个人名义递交到政协委员会，但唯一要求是“不能露面”。当时，李银河的提案内容已经引爆了网络，但直到两会闭幕，传统媒体却对此几乎只字未提。

14年（该篇文章写于2019年）过去，面对搜狐新闻的询问，李银河思索片刻还是回答：“不能说(他的名字)。”

2006年两会前夕，恰逢10个政协委员通过媒体征集提案，媒体将这份提案转交全国政协常委、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万钢先生。媒体报道后，很快遭到万钢的否认。李银河回忆，对方称“没有收到”：“......我是搞教育的。所以就算拿到了这个提案，我也不会转交的。我不会提出来的，我不懂。”

后来，提案又转交到另一位社会学领域的委员手中。为了避免“给他太多压力”而节外生枝，李银河没有向外界透露该委员的名字。

几天后有媒体报道，政协发言人吴建民称：“这(同性婚姻)在目前的中国还有点超前”。多年后，李银河与吴建民在华盛顿偶遇谈及此事，“他说自己没说过这话”。

两会之路屡屡受挫，有评论者说道：我们的民众、行政部门和同性恋者，都还没有准备好。

实际上，06年是同性恋群体的重要节点。该年夏天中国第一个同性恋社团在中山大学成立。19年春节，民间组织同性恋亲友会就接到来自全国300多个求助电话，大部分是父母逼婚导致与伴侣关系告急。

这份“提案”与“议案”连年在两会上受到关注，它背后代表的同性恋群体也开始不再沉默。

来自代表委员们的尊重。

人们对这同性婚姻的认同感正在增加，同性恋话题已不再是主流社会谈之色变的禁忌。

2011年央视公开批评歧视同性恋的言论。社会观念不断进步的同时，隐忧却一直存在。

一组数据显示，2010年新发艾滋病感染中，男同性恋途径占到惊人的三分之一，男同性恋人群感染率导到5%，高发地区甚至出现10%-30%的感染率。鉴于男同性恋之间日益增长的艾滋病传播比例，有学者担忧，同妻会否成为中国下一个艾滋病易感染人群。

李银河再次呼吁：“如果同性婚姻法案能够获批，增加男同人群中一对一的关系，可以减少艾滋病传播的可能性。”

据一份网络调查显示，2012年两会的公众关注提案议案中，同性婚姻法案排在公众关注的第二位。但当时接受委托的人大代表回复她：“团领导不同意。”

李银河称，政协委员张晓梅答应将提案草案带到会上。之后的微博互动中，张晓梅表示：“我并不完全认同李老师的观点……但我尊重同性恋，尊重他们的渴望和平等权益。”她认为这事关社会公平与包容进步。遗憾的是，因为对同性恋伴侣养育孩子的问题上存在疑虑，后来张晓梅委员没有递交这份提案。

4个月后，成都高校教师罗洪玲坠楼身亡，引发媒体对“同妻”群体的关注——她的丈夫曾在微博上道歉，承认自己是“同性恋”。在传统观念的压力下，男同性恋者进入异性婚姻，这种没有爱情甚至鲜有性生活的形婚，令他们的配偶遭受持久的冷暴力痛苦。数据显示，接受调查的“同妻”中，90%测出抑郁症症状，其中10%尝试过自杀。

一份痛苦就这样变为两份，“没有理由让这种悲剧再次上演。”

曾几何时，同性恋群体还背负着“罪”“病”的帽子。1997年新《刑法》取消“流氓罪”，同性恋逐步实现了非罪化;2001年，同性恋不再被认定为精神疾病。

历经20年，他们不再被视作禁忌。

提案路上不再孤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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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广州母亲吴幼坚1999年得知读高中的儿子出柜，选择了尊重。2002年她向媒体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态度，并通过演讲和疏导的方式鼓励更多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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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2012年两会期间，10位同性恋者的母亲向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开信，痛陈孩子在入学、就业过程中遭受的种种歧视，提议国家尽早制定《反歧视法》，以保护包含同性恋在内的弱势群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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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2015年2月底，一位江西同志的父亲林贤志致信1000名人大代表和委员，呼吁同性婚姻合法化，并附上了自己阅读500万字资料、用一年时间起草的《加快推进我国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建议稿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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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还有人已经走得更远。2017年初，一对同性伴侣因登记结婚遭拒，起诉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行政不作为，获法院立案受理。1月28日开庭日，被告方申请延期。被称作中国“同性婚姻维权第一案”。

李银河与自己的跨性别伴侣“大侠”，同样希望伴侣关系获得法律的认可：“如果一方伴侣过世，因没有直系亲属关系，另一方会在财产继承方面处于很大的弱势。在收养儿子壮壮时，只能以我个人的名义领养，就意味着法律上侠子与壮壮是没有关系的。”

虽然与“大侠”将是“一辈子的关系”，但两人无法享有异性夫妻的医疗同意权。“如果我有了急病，他就无法在同意书上签字。”

李银河认为短则5年，长则10年，变化一定会发生：“虽然今年几乎不可能成功，但是我们应当一年接一年地提下去，直到它通过为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