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九岁那年我出门远行。

那是1996年的春天。乍暖还寒，我从武汉坐上了一列开往浙江某江南小城的火车。我要去见一个笔友，我们在网上认识了大半年。我们没有见过面，但已经在纸上爱得死去活来。

他寄来过一张照片，照片是在照相馆摆拍的，背景是巍峨的长城和雄伟的黄山，他在镜头前，青涩的抿着嘴，脖子上挂着一条雪白的围巾，很威武。

我对他一见钟情，他也对我一见钟情——在纸上。他生活在一个压抑的封闭的江南小城，我则孤独得认为全世界只有自己与众不同。我们透过一本杂志的征笔友的信息，像嗅觉灵敏的刺猬一样嗅出了对方。

那时，我每天都在给他写情书，他也每天给我回情书，我们没有见面，已经盟约今生，激情燃烧。

那是一九九六的春天，中国没有网络，电脑还是稀罕的玩意儿。大街上看不到几个同性恋。

那年的春天，在写的情书足够可以装了一小箩筐后，我坐上一列火车，决定离家出走，去见那个姓许的笔友。南方阳光正盛，我就像一个怀春的少女，奔赴十九岁那年的青春之约。

我没有告诉家人我去了哪里，春节即将来临，我说我要去江南一个同学家过年。我说这话时，我的母亲正在麻将桌上一边恋战正酣，一边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早去早回。”

她听成了我要去同学家度寒假，待到她后来醒悟过来时，发现我失踪了。那时没有手机，我不给家里打电话，她就找不到我，她和父亲后来疯狂找我，有人还传我跟着人贩子去了东南亚。她急得日日以泪洗面。

这是后来的情形，是我经历过一场青春的浩劫再度回到她身边时，这才知道的。

但是一九九六年的一月一十八日，我完全没法顾及她的感受。我在武汉火车站，像个终于自由的鸟儿一样。我怀着对远方爱情的憧憬，兴奋得在长途火车里彻底不眠，我的口袋里装着许姓笔友的英俊帅气的照片，我感觉他仿佛在和我无时无刻不在的说话，因为太过恍惚，不幸的是，我的钱包在火车上被小偷偷走了。

下火车时，我的口袋里只有一张他的照片，还有一封他写给我的情书，那上面他用咬破的手指写着：“爱你永远。”

那是一九九六年的春天，我们彼此是生命中的一扇窗口。那时候还很保守，我们压抑的青春激情，透过彼此不可阻挡的生长。多年后回想起来，也许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，我和他，彼此还将对方当成了救命的稻草。

在火车站，我们接头了，很神秘。

在灿烂的月光下（那些年还没有今天这么浓重的雾霾，城市的月光看上去异常皎洁），我们在火车站见面了。

他看上去比照片上更加帅气英俊，按照我们事先在情书里的接头暗号，他应该还围着他标志性的白围巾，手上拿一本杂志。所以，当他在深夜火车站稀稀拉拉的接站人群里走过来时，我一眼认出了他。

我们在火车站广场的一角落里，偷偷拥抱了一下，然后很快羞涩的分开。江南早春的深夜极其寒冷，我浑身发抖，一半是因为激动，一半是因为寒冷。

他将我带去了他的家，那时，他比我大十岁。他在宁波的一条巷子里，租了一处老房子。我记得通往那座老房子的道路，都是青石板的小巷，人走在上面，噔噔的响。我跟着他，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一般。深夜的江南小巷里，我们偷偷拉着手，幸福而又甜蜜。

多年后，我一定还记得那些夜里，我们拥抱在一起。我一切都不懂，又是他教会了我一切，世界最美好的事情，很快让我上瘾一般。

白天，他去上班，我呆在那座房子里，无所事事。我看天井的阳光，看屋檐上的晒太阳的猫，偶尔和院子里的房东聊天，她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，耳朵有点背，和她说话时，得吼。

唯一盼望的就是他赶紧下班回家，可以陪我。

青春的怅茫开始像水草一样疯狂生长，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过多久，还有，去向何方？我想，这是开始和一个人同居了么？我开始想家，想父母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惦念我？

我甚至决定去找个工作，然后不念书了，呆在那座江南小城。我去应聘了一家餐厅的后厨，在污水横流，各种动物内脏满布的后厨空间里，我吓得很快逃之夭夭。

我和他开始吵架。引起吵架的原因都是一些琐屑的小事，多年后，我知道深层次的内心里，我满怀着对未来的迷茫和绝望。

两个男人仿佛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屋里，十九岁的我不知道未来，二十九岁的他同样不知道。初次见面的激情很快消退，我们像两个惶惶然的孩子一样，试探，怀疑，靠近又猛烈的推开对方。

吵架激烈的时候，他砸碎了屋里的台灯，我找不到东西可以扔，将一个枕头丢到了屋外。

一九九六年的春节来到了。除夕下午，他要回老家过年，问我自己要不要回武汉去？我不想回去，于是一个人留在那所房子里过年。下午三点的时候，我开始在屋子里呆不下去了，一个人满大街的闲逛，直到街上所有人都匆匆的回家过年，然后街上变得空无一人般。

我回到小院，一个人躲在屋子里，想家，疯了一般的想家。我走到街边的公用电话亭里，准备给父母拨电话，但是拨电话的时候，我忍住了，然后看着满城的烟花，泪流满面。

初四那天，他回来看我，带着大量的吃食。他问我春节过完，是不是要回去上学？那天晚上，我们爆发了一次最后的争吵。

后来，他走了，凌晨三点的时候，他要挣脱我，他说最近的他的压力太大太大了，他不能再过这样的生活了，他说他承担不起两个男人的爱情。他在小巷里匆匆的走，我在后面匆匆的追，仿佛一个绝望的孩子在追赶着要抛弃自己的母亲一样。

但是，最终，他还是走了。我在月光下的青石板的小巷里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小巷尽头。

一九九六年的春天，我收拾了那座小屋。我给他留了一封信，告诉他我走了。我要回去接着上大学，我这才似乎觉得，这二十多天的春节假期，我音信全无，一定快要了父母的命。

我提着行李离开那座小院时，最后看了一眼那间生活了二十几天的小屋，在早春江南的明媚春光里，我泪流满面。

我回到武汉的家，对于我的失而复得，我的父母一定没有从惊喜中回味过来，就被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吓坏了。他们再也没有问过那二十多天发生了什么，我去了哪里？我回到家，昏睡了三天三夜，睡得暗无天日。后来母亲说，我一直在说梦话，但是她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。

我重新回到大学，开始外表平静的念书。只有我知道，那些深蓝的夜里，我睡不着。我坐在校园的山岗上，看着深夜安静的校园。在那座江南小城生活的二十多天的一切，历历在目，青春的疼痛像一把刀一样，割裂着我。

十多年里，我和他再无联系，我后来去了北京，置业，努力奋斗。有一个秋天，我在新买来的房子里晾晒衣服，突然一个陌生的号码打过来。我接了，一个陌生的苍老的声音，他说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停顿了片刻，他又说：“你现在好么？”

我们平静的聊了几句，然后如释重负般的放下电话，仿佛放下一段青春情结，从此和它永远告别。我从窗台上看着秋天的北京的天空，怀着巨大的怅茫。十九岁那年我出门远行，为爱情，也为青春。

一场命中注定的爱情，来无声，去无痕一般，只有我知道，用一场十九岁出门远行的仪式般，如飞蛾扑火一般，我完成了一场充满疼痛的青春成长。